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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共三大会址遗迹寻忆

2021-06-07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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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大地彩票手机版:流传着“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俗语。东山,曾经是广州的华侨、军政、官宦人家的聚集之地。漫步在东山的街道上,黄墙红砖,绿树成荫,时不时能看见“热情似火”的三角梅从围墙里探出,仿佛在招呼你上前探寻旧日时光。

在众多的花园洋楼中,一栋正在施工的砖红色楼房略微显眼——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它很“年轻”,因为原址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机炸毁,现有建筑是2006年修复的,目前正在改扩建。同时,它也颇具“历史感”,因为在这里,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启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先河,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更加广阔的历史舞台。

一次低调的迁移

时间回到98年前,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既呈现出大潮澎湃,又蕴藏着暗流汹涌。刚成立两年的中国共产党举步维艰: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刚刚失败,工人运动走向低潮……

“这让共产党人意识到,单独靠自己的力量来开展革命很难,需要团结其他力量合作。”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省政协委员杨琪告诉记者,当时国内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目标是比较契合的,而且孙中山所在的广州环境也相对安全。于是,广州成了中共中央选中的“基地”。

在广州新河浦涌边上,坐落着三栋中西合璧的老建筑,中间那栋便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24号。1923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移驻广州,春园成了党中央的活动场所。中共三大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瞿秋白等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都入住春园24号。直至1923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才由广州春园迁往上海。

对于中共中央机关曾经移驻广州的事情,世人了解得并不多。20世纪90年代,时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曾庆榴曾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的编撰工作,他强烈建议,把此事写进书里。“广州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史实,体现了广州在中国革命史、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不仅是一页重要的历史,也应当把它看作是一张文化‘品牌’,对于提升广州的名城地位,是有意义的。”

顺着略陡的楼梯走上春园二楼,客厅明亮宽敞,但房内的摆设不过是床、柜、书桌、风扇等必备物品。当时,由于资金有限,代表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广州,有的需要自己筹集路费。为了安全和保密,代表们到广州后还要乔装一番……虽然代表们的生活十分简朴,但就在这里,他们讨论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问题,起草大会的宣言和各项决议草案。为推动国共合作,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在春园居住期间,曾数次前往廖仲恺家中会谈。孙中山也曾坐电船到春园,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会晤。

“春园以其独特的视角见证了中国历史变化的重要时刻。”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馆长朱海仁说,中共中央在迁驻春园的短短数月间,不仅直接指导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开展工作,还筹办召开中共三大,确定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

中共三大的会址,距离春园不到200米。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活动大多秘密进行,史料中对中共三大会议地址的记录,也多是以“广州东山”概括,具体位置,语焉不详。从1923年至1972年,整整49年,中共三大会址究竟在哪,一度成为中共党史的一段不解之谜。直到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对该会址的一次大规模持久调查结束,谜底才彻底揭开。

2002年,曾庆榴多次呼吁修复中共三大旧址。“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的意义这么重要,应当尽快修复。”于是,才有了2006年建成开放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矗立着一方深红色石碑,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和“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的字样。石碑下方,透过厚厚的玻璃板,可见一些陈旧的地砖墙基。这就是中共三大会址的建筑遗迹。记者默默地注视遗址,仿佛有穿越时空、遇见前贤的奇妙感觉。

一个充满争论的会议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短短9天会期,有3天都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这次会议曾发生激烈争论:有些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广州,就是来参加中共三大。他积极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主张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中共三大就是一个充满争论的会议。”曾庆榴表示,中共三大是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允许争论,允许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地批评,当然也有自我批评。

当时,蔡和森与向警予夫妻二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见解,经常是从会上争论到会下,甚至回到住处仍然继续争吵。而同住春园的毛泽东则成了劝架的“和事佬”。

最终,大会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虽然大家有争论,但最后能够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只有凝心聚力,我们党才能发展,事业才能进步。”杨琪说道。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党内合作”的评价是:“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一场先行先试的实践

“从党的一大到三大,两年之间,党实行了三个转变:革命的性质从实行社会革命到进行国民革命的转变;革命任务从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一切机器、工厂,由劳动者重建国家,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转变;国共关系从排拒国民党到联合国民党的转变。”曾庆榴说,这三个转变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勇于实行理论创新、观念更新、方针政策转变的结果。“中共三大是成功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推动了党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的十分重要的会议。”

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向,具体如何落实?曾庆榴告诉记者,中共三大后,为贯彻执行三大的决议,广州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主动加入了国民党,从而带动了大批进步分子加入国民党,并踊跃到国民党中工作。“同志们奔走于国民党中,异常忙碌。”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积极参与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广州各区自下而上地组建起国民党的区分部、区党部。

“当时,这被称为是一场‘试验’,是为实行国共合作摸索经验,种‘试验田’。在建立国共合作的进程中,广州先行了一步。这是发生在广州的、与党的三大密切相关的又一个历史结点。”曾庆榴说。

党的三大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原则和国共党内合作形式向前推进了一步。大约6个多月后,仍然是在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年轻的共产党从此把这个法宝紧紧攥在手中。

98年前,一群共产党人从五湖四海秘密赶到广州,为了共同的理想,汇聚于此。98年后,广州东山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之地,春园旁边开起了咖啡店,逵园被改造成艺术空间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朝圣”“打卡”。那个神秘的会场、那场激烈的争论、那群激扬的共产党人……那么远,又如此近。

(记者 林仪 揭春雁 通讯员 黄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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